附录：略谈四十年代的东山两报
胡宪章
在东山军民三次击退日本侵略军和民国破除迷信之后，一九四零年春，县长楼胜利创办《东山新报》，由民政科长江恒如任社长，李色朱任总编辑。这报社址在东山城关（编者注：即今铜陵镇，下同）下田街，是政府的机关报。版面有国内外时事、地方新闻、副刊，也刊登民众的广告。地方新闻多是政府的施政法令和措施，而副刊常有颂扬县长功绩的内容。
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三日，叶克胜继楼胜利为县长。财政科长沈绳芳逐步玩弄职权，挪用公款，舞弊“迷信捐”，同粮商合伙营私，干扰公学粮和民食供应，人言啧啧。当时县财粮科长孙保宁，是东山城关人，他听到民怨而感满腹委曲。那时我是县教育科员兼抗日宣委会秘书。在青年服务社孙兼总干事，我兼服务干事。对社会弊端，彼此同感，且认为需要组织一个小团体才能以名正言顺的内容冲杀邪气。因此，分头联系朋友，酝酿组织。这样，一批东山青年，有县、乡（镇）、保、警各级公职人员、教员、医生、海员、工人、商民、新闻工作者、社团负责人等不同派系的青年共三十五人，于一九四三年七月七日在东山城关衙顶小学，借纪念抗战六周年，成立“七七公司”，通过以宣传抗日、扫除时弊为共同目的的组织宗旨，选孙保宁为经理，股东李色朱表示密不告人地将《东山新报》供为实践共同目的的舆论工具。在李的组织下，《东山新报》的组稿工作，让“七七公司”的股东参加活动。
一九四四年，永安《民主报》的文章带给人们有意的启发。从此，《东山新报》时常转载其富有爱憎和是非感的政论性杂文等。同时报社也以杂文、短论，对贪污渎职者进行揭露与抨击。所以《东山新报》颇得民众欢迎。一九四五年李色朱撰写《清算贪官沈绳芳》的檄文发表，沈畏罪提出辞职，县长邓启群对沈采取扣留移交，沈私逃，不了了之。但，“七七公司”经历孙保宁则遭到县执政者同三青团县的当权者的排挤，被解除政、社公职而离开东山（后孙出奔台湾，途中船沉人殁）。
同年八月中旬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《东山新报》的编辑，正忙于组稿，县执政者派丘文馨接管“东山新报社”任社长。因他独揽出版全权，压制民众呼声，原报社内外工作人员则全部退出。从此，《东山新报》得不到广大读者的支持，只得苟延残喘。一九四六年十月，许士继邓启群任县长，《东山新报》也宣告停刊。
“七七公司”股东在退出“东山新报社”之后，又因经理被排挤，继之永诀人间，越更坚定执着追求人类社会“生存”与“繁衍”的永久之春，开拓舆论领域。乃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九日，借纪念鲁迅先哲逝世九周年的集会，倡议自己办报。群情踊跃，自愿认股，无偿投资。并共同决定：报社内除誊写员、派报工友、印刷工人计三人给月薪外，社长以下人员全由股东兼任，不支薪。对录用的社外来稿，以赠报为酬。股东李色朱将自营印刷工场的石版印刷机一台供用，租下田街一店面为社址；公推李色朱任社长；着手筹备，这样，民营性的“民声报社”诞生了。同年十一月十二日借纪念孙中山先生诞生七十九周年，发行创刊号，同读者见面了。
《民声报》创刊词，表明办报立场：扫除时弊，为民喉舌。副刊里有篇《老鼠的世界》有如下内容：
“今一班老百姓受了不合理事实的虐害，比比皆是，要靠谁来扑灭呢？岂不是靠自己吗？请大家有切肤之痛者，想一想吧！同时我们要高呼着：‘消灭黑暗里的老鼠，在黑暗里贪污的人是老鼠。黑暗的地方，我们要使其光明’……”
可是，出刊几期后，受到执政当局以未办登记为由，迫令停刊。后经申请得到国民党中宣部批准发给新闻报纸出版登记证。《民声报》再得复刊。时适我祖母逝世，我除认交四股份计国币二百元外，并将祖母治丧收到的赙仪国币计五千元全数捐作复刊基金。尤以报社立场受读者大众支持，订户迅速增加，每期印刷六百份，除部分与外地报社、通讯社交换外，其中约有二百份发送新加坡、菲律宾、印尼、香港和台湾。华侨订户的报资，不但以叻币计算，且从高计汇而来。城关工商户如百家利、庆德堂、怀德堂等以刊登长期广告作为支持。这样，《民声报》依靠报资、广告费及上述各种收入的支持，在经济上不依（靠）政府或党、团派系的补助，能独立自主，也不受人掣肘。
一九四六年春末夏初，青黄不接，官商勾结，套购公学粮、营私舞弊。因薪津被拖欠，影响教师生活，激起县中学学生截途殴打财政科长吴呈武事。县执政者拘捕县中学职员陈茂谦为质，以胁迫交出“肇事”学生。《民声报》发表来自教师的评论和抗议；并支持县教育会向省府控诉。结果吴呈武他调，陈茂谦释放，学生不追究。
税捐稽征处主任李伟霖调任财政科长之后，营私舞弊、敲诈勒索，不减当年。《民声报》屡次揭发，而县府当局，全不处理。一九四六年十月许士任县长，对李伟霖更加袒护，对舆论的抨击、民众的呼声当成耳边风。《民声报》于一九四八年八月发表《重申本报的态度》一文，阐明扫除时弊是：反对姑息养奸、纵属扰民；呼吁惩办贪官污吏，扫除土豪劣绅。并将副刊原名《墨浪》改称《民声》。一九四九年三月黄超云任县长后，核实李伟霖贪污渎职，将其撤职押办。在对李伟霖犯罪调查之时，地方上的土豪劣绅多方阻挠。《民声报》则发表《给东山青年同志一封公开信》，揭露土豪劣绅的罪行，并呼吁青年同志举起正义的大纛，扫除妨碍社会进步、危害人民幸福的腐化分子——土豪劣绅。
《民声报》出刊后期，报社的人员大都对政治现实不满，意识社会前途，除了寄希望于解放，确无别的道路可走。因而也随心地腾出篇幅，把外地报刊所刊登的解放区的新面貌和接近解放地区的人民处境，向读者大众报导。之后，除经常转载省内、外发行的报纸、通讯社等关于国内外的时事，国、共战讯和地方党团派系、机关团体的会议、活动、人事动态及民间发生的事件作为时事和地方新闻发表，并针对地方事件，发表评论。如《参议会应立足反映民意》、《如此限价？！》、《修建南门海堤的华侨捐款哪里去？！》等外，又有意地一面在《闲评点滴》题内，向读者大众不断地揭示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处境的惨痛；另一方面则转载外地报刊、通讯社有关时局的电讯报导向读者吹风，哗众共鸣。
一九四九年七月，肖寒柏接了黄超云的县长职。即召见李式朱，责令《民声报》不要干预李伟霖案。李以报社态度为由、不与妥协。八月上旬，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朱绍良手令下县缉拿“赤化分子”李式朱，李逃亡。肖寒柏一面通缉李式朱，一面将在押的贪官李伟霖纵放回家。
接着，“八、一七”福州解放，来自香港、广州、上海等地的报刊、通讯社电讯一到东山即被当局检查没收。《民声报》再无可靠的报导内容了。加上不断南下的国民党残兵败将，先后流窜东山抓丁派款。国民党“五十八师”洪伟达与肖寒柏关系紧张，社会不安，人心惶惶，民不聊生。《民声报》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，发行终刊号了。
在四十年代，东山人民处身在地方执政者、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三位一体的黑暗统治下 ，是过着被剥削、被虐害、被奴役的苦难日子的。东山“两报”情况的反映，就是国民党统治内部东山地方集团的立场斗争的产物。客观上它只能反映人民反抗黑暗统治以至盼望解放；而是无力结束社会黑暗的局面。只有解放了，人民成为国家主人，才能使社会的黑暗变成光明；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才有人民当家作主的永久之春。
（本文原载《东山文史资料》第四辑）